学生时代 (第2/2页)

但就留在正规的学校里罢，依然没有可学的东西。而且在那鼎革的时期，学校多是奉行故事，有好些稍谐人意的教员也都转入了政界，剩给学生的便是焦躁、无聊、空虚。在当时有机会的人，便朝省外、国外跑，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资格了。我自己在当时真是苦闷到了绝顶，要考省外的学校或留学罢，起码要中学毕业资格，然而中学还没有毕业。因此便错过了很多的机会。在这样苦闷状态中，被逼着愈朝吃酒赋诗、游山玩水的道路上走。幸好这时期还不算很久，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，再熬了一年，算把中学毕了业。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校，熬了一学期，便考上天津军医学校。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、也离开了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。
　　
　　天津的军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费学校，民二的夏间在全国各省招生，四川省被摊派六名，我被录取了。暑间离开成都首途，但到了重庆，便遇着二次革命爆发，又折回成都。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，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发，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，记得经过黄河大桥时，已经在飞着雪了。
　　
　　自己当时，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，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，离开当时的苦闷。到了天津之后，虽然经过复试，仍被录取，但却没有心肠入校，我便独自跑到北京去了。当时我的长兄橙坞先生在做川边驻京代表，虽然到日本、朝鲜去游历去了，但早迟是要回来的，我有这样靠背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。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，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，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。
　　
　　我到了北京，在一个同乡京官家里住着，等到年底，长兄才从国外回来了。起初他对于我的求学也很感棘手，后来决定把我送往日本。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，由火车经过山海关、辽东半岛、朝鲜半岛，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。
　　
　　在釜山领事馆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，因为那时的领事柯荣阶先生是长兄的同学。之后便又渡过日本，直达东京。在这儿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。长兄送我离国的时候只给了我一条重六两多的金条，叫我到东京去变换成日币，作为学费。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费学校，不然将来的学费就难以接济。当时中国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契约，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、高等师范学校、高等工业学校，千叶的医学专门学校，山口的高等商业学校（这一学校因有一次发生事故，便无形中停止了收中国学生），这五个学校都招纳中国学生，凡是考入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也就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。这五个都是日本的国立学校，考上了又有官费，因此为留学生所竞争的目标，也就最难考，有的考了八九年都还没有考进去。我是初去，想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，那简直是没有把握的事。而且几个学校招生在那时多在暑期，我是正月到的东京，要在当年的暑期应考，事实上还不足半年。但假使不考，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，学费便要成问题了。因此我在当时实在是拚了命，拚命地学日文，拚命地补习科学，结果我终竟以半年工夫，考上第一高等学校。这在当年听说是没有比我更快的了。
　　
　　日本的高等学校约略等于我们的高中，是大学的预备门。在当时是分为三部，第一部是学文哲、法政、经济等科，第二部是理工科，第三部是医科。在应考时便得分科，因此便发生自己的选业问题。当时的青少年，凡是稍有志向的人，都是想怎样来拯救中国的。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，不屑学；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，不愿学；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，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，又不敢学；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，应考第三部。这时的应考医科，却和在国内投考军医学校的心理是完全两样了。我在初，认真是想学一点医，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，然而终究没有学成，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。
　　
　　考入高等之后，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。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，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。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为最多，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，一个礼拜有十几、二十个钟头的德文。此外拉丁文、英文也须得学习。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，如解析几何、高等代数、微分、积分，以及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，都须得在三年之内把它学完。功课相当繁重。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，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，要学两种语言，去接受西方的学问，实在是一件苦事。
　　
　　我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，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。当时日本的大学其它各科都是三年毕业，只是医科是四年半。开始两年是基础学问，如解剖学、组织学、生理学、医化学、病理学、药物学、细菌学、精神病理学等；后两年便是临床学问，即内外儿妇、皮肤花柳、耳鼻咽喉、眼科齿科，乃至卫生学、法医学。所有一切的部门都要通盘学习。这四年也确是严重的四年。学问是严整的一套，你不能够躐等，也不能够中断。日本人的医学相当可观，在他们是很尽了心力的。
　　
　　但我学医学终竟没有学成功，虽然大学是毕了业，我也得了医学士的学位，但我不曾行过医，我也没有意思行医。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觉兴趣，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，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。我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，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；细菌的实习、医化学和生理的实习，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。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，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。然而学到后两年的临床功课上来，我便感觉着无上的痛苦了。原因是我自己的听觉不灵，我不能够辨别打诊和听诊等微妙的基本医术。
　　
　　我在十七岁的时候，那时还在嘉定中学读书，在中秋前后患过一次极严重的热症。后来回想起来，很明显的是重症伤寒。病了一个多月，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，脊椎也受了波及。两耳因中耳加达尔而重听，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弯曲不灵。这两项缺陷苦了我很久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可能恢复。我的一生便受了这一次重症的极大的影响，我的学医终竟没有学成，就因为有了这生理上的限制。
　　
　　两耳重听，没有可能把医学、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，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，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，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。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，主要的就是文学。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，但日本人教外国语，无论是英语、德语，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。因此，在高等学校的期间，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。我接近了泰戈尔、雪莱、莎士比亚、海涅、歌德、席勒，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、法国文学、俄国文学，都得到接近的机会。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，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，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。
　　
　　我在大学的中途曾经休学一次，回到上海组织创造社，实际从事文学活动。这是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，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约略知道这一段历史，我不必缕述。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又跑到日本去了。我把医学的课程是学完了的。是民国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三月毕的业，从此便和学生生活告了别。虽然我并没有行医，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。
　　
　　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。唯其尊重它，所以我不敢行医。我恨死一般不负责任的西医，不负责任的中医我也看成是一种罪恶。
　　
　　形式上的学生生活虽然终结了，但我感觉着我一辈子都还是学生。天地间值得我们学的事体太多，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别时，我的真正的学生生活是不会终结的，也不应该终结的。不过这篇文章，是应该在这儿终结的时候了。
　　
　　1942年4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