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生时代 (第1/2页)

自呱呱坠地时起，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，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。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，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。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。家里有一座家塾，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，先生命名之为“绥山山馆”，先生姓沈字焕章，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，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。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，都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人数在十人上下。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，拿程度来说，却是大、中、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。
　　
　　发蒙时读的书是《三字经》，司空图的《诗品》，《唐诗》，《千家诗》。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春秋》和《古文观止》。庚子过后，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，接着便读过《东莱博议》、《史鉴节要》、《地球韵言》，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。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《算数备旨》，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。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，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，而且算数不立程式，只是算草，但那样，在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已经把开方学完了。
　　
　　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，改策论，重经义，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，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。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，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，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，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，他在流华溪开馆。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，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，教我们抄《说文部首》，读段玉裁的《群经音韵谱》，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，只觉得是痛苦。
　　
　　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，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，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，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。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，《算数备旨》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。点读《御批通鉴》也是日课之一，而且还要抄御批，这项也是一桩刑罚，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，最感觉头痛。
　　
　　是乙巳年（一九〇五）罢，科举废了，各地兴设学校。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。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，我的大哥进了东文，二哥进了武备。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，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。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，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。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，我考进了那个学堂，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。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。
　　
　　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，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，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，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。课程也极其零乱，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，教师都不能胜任。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。我是乡下人，年纪轻，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。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，老学生们嫉妒，发生撕榜风潮，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。先生们不能制止，反而屈服。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，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，重新改榜，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。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，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。我恨之深深，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。
　　
　　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，但旧的东西如国文、讲经、地方掌故之类，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。帅平均先生的《今文尚书》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。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，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。帅先生的讲义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“小学”得到印证，因此特别感觉兴奋。这种感觉在别的同学们的心里似乎并没有。
　　
　　嘉定是适宜于读书的地方，环境很好，山水十分秀丽。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。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，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，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，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。在凌云山上有苏东坡的读书楼，有他的塑像、刻像和题字，也还有好些遗迹，如洗砚池，载酒时游处之类。凌云山的岩壁上，正当着旧大渡河口，与峨眉山正对着，凿了一尊大佛。这是很有名的，是唐代海通和尚所凿。在那大佛脚下河水汇为一个深潭，地方上的人说“是和海相通的”，虽然是荒谬的俗传，适足以表现其处之深。在那深处产一种鱼名叫“墨鱼”，全身黑色，这是因为水太深，罕与太阳光接近而致，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。这些都觉得富有诗意，而墨鱼也确是可口。
　　
　　在这高小时代，我读到《西厢》、《花月痕》、《西湖佳话》之类的作品，加上是青春期，因而使颇以风流自命，大做其诗。在学的后半期成为了最爱闹事的一个代表。第二年在端午节前后，我曾经被斥退过一次，但不久又把我的学籍恢复了。原因是学校的处置遭受了学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对。
　　
　　嘉定中学开设了，高小学生中成绩好和年龄大的便升入中学，我的高小学程于是一年半便告结束。新开设的中学，更是一塌糊涂，笑话百出。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，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，甚至连讲国文的人，不懂得“望诸君”是乐毅的封号，而讲为“盼望你们诸君”。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，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。在这儿不是读书，简直是养老。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，近则想跑成都，远则想跑北京、上海，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，但家里不肯让我们跑远，自己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。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，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。
　　
　　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。黄经华先生讲的《春秋》，是维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课。黄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，他也很喜欢我，在课外还借了好些书给我看。有一次我吃醉了酒，骂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学，这人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，只是爱弄诡辩，异常的专制，我特别恨他。我醉了，骂了他，他一定要斥退我，还是黄先生力争，又把我保全了下来。后来这位监学就在那年暑假，患白喉症死了。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别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。
　　
　　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，第二年的春初晋省，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。这是庚戌年（一九一〇）的事。学校的课程虽然好得一点，但也好得有限。关于新学一方面的，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之类，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，怎么也引不起兴趣。——不仅引不起，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。
　　
　　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，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。张升楷先生的历史讲义比较感觉兴趣，但他不善讲授，详时详到无以复加，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。他毕竟不曾征服史料，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。
　　
　　没有东西可学，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。林纾译的小说，梁任公的论说文字，接触得比较多。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，但不十分看得懂。我自己是喜欢读《庄子》的人，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《齐物论释》，他用佛学来解《庄子》，觉得比《庄子》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。
　　
　　游山玩水、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。东门外的望江楼、薛涛井，南门外的武侯祠、浣花溪、工部草堂，是常游之地。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，都把课本丢在一边，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撞诗钟，和韵，联句，讲小说。
　　
　　因是省会的关系，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比较活跃。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，但不知怎的，总每被选为学生的代表。头一年的年底便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风潮，当时是赵尔巽做四川总督，学生请求他代奏，要清廷提早立宪，闹到全省罢课的地步。起初学校当局大抵都是纵容的，但到后来赵尔巽下出严烈的命令，要学生复课，不然就要严办。分中的校长自然也就奉命唯谨。但要学生上课，却谁也不肯上课。他却想到了一个妙法，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课以为表率，我没有遵从他的命令，就在当天便离开了学校。学校说是要斥退我，但因种种原因，依然没有斥退。到第二年还让我补受了学年试验。
　　
　　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，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道国有的风潮。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，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，结果和辛亥革命的大运动合流，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。这在当时的学生界中也惹起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变革，有好些学生便借这个机会离开了正规学校，而转入了军界或政界。特别是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，在成都一个省城里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。大家都想做官，几个月速成毕业之后便有考法官的资格，于是祖孙父子同学的佳话四处都是。因此也惹起了一种反抗，稍微严肃一点的学生，大家都讨厌学法政。我自己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。
　　
　　
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