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波曲——抗日战争回忆录 (第2/2页)

就这样，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，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。林林、潜修、文津、郁风、立群，也都同路。
　　
　　广州，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，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，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。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。我得到朋友的介绍，便到“梅村”去找一位姓李的。他是湖北人，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，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两层楼的房子，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，相当阔气。是两家人在合住，李太太之外，另一家是谌小岑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。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国共合作的恢复，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。”——这话，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。我也问过朋友，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，倒是事实。
　　
　　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，小巧玲珑，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。但不知怎的，我在那头一天晚上，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。
　　
　　睡不熟，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，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。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：
　　
　　竟随太岁一周天，重入番禺十二年。
　　
　　大业难成嗟北伐，长缨未系愧南迁。
　　
　　鸡鸣剑起中宵舞，狗吠关开上澣弦。
　　
　　昨夜宋皇台下过，帝秦誓不有臣连。
　　
　　五碰壁之余
　　
　　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要办报，不能不打通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，而且还希望他们出些钱。这种工作，照我的性格来说，是有点不相容的，然而我自己却主动地来担任了。
　　
　　尽管是怎样化了石的广州，经受着抗战的大风暴，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鼓动。时而有敌机的空袭。市面上偶尔有画着虎皮般的装甲小炮车出动。防空设备虽然十分简陋，但也总在设备了。军队里也在开始恢复政治工作，有好些地方在开短期训练班，想火迫地训练出一些宣住人员。至少为抗战而宣传，是不犯禁的了。
　　
　　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参加了好些次欢迎会、讲演会，也被官方的训练班请去讲演过。广州无线电台也请我去广播，我的广播词是《动员民众之必要》。这倒真是一个核心问题，然而这个核心却和在上海、南京一样，根本没有被人重视。并不是民众不肯动，而是当局害怕民众，害怕民众动。这样能够抗战吗？抗战能有前途吗？
　　
　　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绍，去见过一次曾养甫（那时的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）。我把恢复《救亡日报》的意思向他提出了，不用说是希望他津贴一点。他对我说：你最好向吴**提出，只要他答应了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
　　
　　吴**是吴铁城。凑巧得很，隔不几天，他请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饭。席面是很丰盛的，有好些人同席。席上谈到抗战如持久，将来各种物资都会缺乏，白报纸的来源也会大成问题。因此，他说广州的报刊实在太多了，应该取缔一下才行。这样，先给我一杯闭门羹，使我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。
　　
　　我想，这一定是曾养甫干的鬼，他们是串通好了的。看来这广州之行，只会是一张画饼。广州都是这样，到南洋去又会怎样呢？本来并没有存多大希望的我，到这儿倒认真地开始失望了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意外得很！在毫无希望的地方却又钻出了希望来！
　　
　　那是一位“军人”在他看见我四处碰壁的时候，却向我开出了一个条陈：你何不去见见余幄奇（余汉谋）呢？
　　
　　余幄奇，我无一面之识。那位“军人”便自告奋勇，替我当了说客，而居然也就说通了。
　　
　　余汉谋请我到他军部里面去见了面。他没有等我开口，便说他愿意支持《救亡日报》，每月愿捐助毫洋一千元，按月支付；从十二月便开始，可以作为开办费，容易周转一些。
　　
　　他能这样“慷慨”，我是能够了解的。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直系，为了好买空卖空，不免也来小试一下两面三刀。
　　
　　六“拍拖”
　　
　　《救亡日报》的复刊有了着落，朋友们的工作岗位也就定下来了。林林、潜修、文津、郁风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，同时打电去上海，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。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，只等夏衍来，把一切关系接头好了，便慢慢动身。
　　
　　荏苒之间快要过新年了。住在梅村不大方便，我又受到“军人”的邀约，索性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和他同住。在那时他还为我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，打通了些社会关系。吃蛇肉，吃狗肉，游荔枝湾，逛六榕寺，听广东戏，访蛋户船，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。南京城的沦陷，“国民政府”的西迁，军事阵地的转移，在广州看来，似乎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。
　　
　　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。内容倒很简单：“有要事奉商，望即命驾，陈诚。”就只有这么几个字。自京沪失守后，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，陈诚在那儿担任着警备司令，我是知道的。但他有什么“要事”要和我商量呢？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。
　　
　　我考虑的结果，决定到武汉去一趟。这一去是有必要的。到那边去看了一趟，再转赴南洋并不算迟。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，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叶剑英、邓颖超都出来了，多年阔别，很想去看看他们。
　　
　　这样一来，立群可有伴了。她本来是要到武汉去的，便和其他的朋友们分开，也搬进了新亚酒楼。她一搬来，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。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，还用悬肘。这使我吃惊了。我从前也学写过颜字，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工夫的。我便问她，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？她告诉我：是他们的家传，祖父是写颜字的，母亲也是写颜字的，从小便学来这一套。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？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，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。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“小妹妹”在旁边写颜字，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字。
　　
　　夏衍是在五号这天赶到的，我们也欢迎他住到新亚酒楼。一切关系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，《救亡日报》在元旦已正式复刊，在长寿东路还找定了一个社址。我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，我是可以走了。
　　
　　六号的晚上，我们便乘粤汉路的火车，由黄沙车站动身。我和立群，另外还有一位姓苏的青年同路，这也是“军人”介绍给我的，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们。
　　
　　很多朋友都到车站上送行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咛地说：“到了武汉，千切不要做官啊！无官一身轻，希望你早些回广州来！”这话使我很受感动。——但这位朋友，在广州沦陷后他却变了节，真真是一件遗憾的事。他是应着“当事者昏，旁观者清”的老话，他懂得“无官一身轻”，却没有懂得“无产也一身轻”的。
　　
　　在昏黄中火车快要开了，我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朋友们一一惜别，握了不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。
　　
　　最后，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诉立群说：“到了那边，不要和别人‘拍拖’呀！”
　　
　　大家都在爽朗地笑，但我自己明白，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。可不是吗？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“拍拖”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