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涛集 (第2/2页)

这一天是晴天，迎着清早的太阳，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。
　　
　　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，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，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。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床，床上便睡着那位营长。他受了通报，看见我们进了课堂，便很想撑起身来。一眼看去，他是在害病。我劝他不要客气，但他仍然抬着半身，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。
　　
　　营长也是广东人，说他在发疟疾；看那样子的确也很狼狈，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。
　　
　　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，但我却不认识他。
　　
　　我把来意告诉了，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。我告诉他：“这是机密要事，故尔只能用铅笔写，也不好署名。但总指挥的亲笔，你总是认得的。”
　　
　　营长没有多么留难，只是说要到南昌，恐怕也很困难吧，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，不通火车。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，写了一张路条，写明“有某某官长四名，勤务一名，准予通行”字样。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。
　　
　　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，他说：“我们大家都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？”
　　
　　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，没有多说话。我只是说：“一定打不起来的，请放心。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，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？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，并不反对总指挥。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。”
　　
　　就这样，我们便告辞了出来，循着原路走回车站。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，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。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，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，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，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？
　　
　　八
　　
　　回到车站，立即又坐上手摇车出发。
　　
　　在前面十里路左右，的确有一队尖兵在那儿守卫，有一班人的光景。
　　
　　见了营长的路条，毫无留难地便让我们通过了。
　　
　　真是愉快呀！过了这一线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下了！太阳照得特别的光明，南风吹得特别的馥郁，田园青翠得特别媚妩。两条铁轨发着银白色的光，就像专门为我们铺设出来的那样，坦坦荡荡地丝毫也没有阻挡，要把我们运往革命的乐土。
　　
　　工友们也摇得特别起劲，不断地只看到两边的林木往后飞。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，一切都在笑，都在跑，都在长风中发着浩歌。我们有时也让工友们坐在椅上，自己去摇它们。都是自己人，在车上是无话不谈，毫无顾忌了。
　　
　　我同一氓坐的车子是跑在前头的，不知道是车轮的活泼，还是人力加紧的缘故，我们跑得特别快。翰笙和龚彬坐的那一架，有时他们一齐起来帮助摇，但也摇不过我们，总是落在后面很远很远的，要相差十几二十分钟的光景。
　　
　　“这样的手摇车，坐着实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没有。我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。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劳前线将士的时候，由信阳坐往新郑。那时是六月初，枣子树正在开花，河南平原很多枣树林，车子在枣树林中摇过，一望无涯的枣花，漾成一片香海。那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种印象。”
　　
　　这个回忆自然会被唤醒起来，活鲜鲜地。在我们的车快要到涂家埠的时候，我向一氓说着，而于十分快意之中却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满足：“江西境内的风物，太平淡无奇了。这儿和长江沿岸所见到的别无二致，希望能有一项有特征的东西，足以使我们这一次的旅行，增加点色彩。”
　　
　　说也奇怪，大抵人在走顺路的时候，希望总是容易得到满足的。
　　
　　就在我们达到涂家埠车站那一段期间，同样使我终身难忘的另一种印象，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来了。
　　
　　九
　　
　　涂家埠是一个大车站，位居南昌与九江之中。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冲要的地方。周围有水回环着，因而在南北两段的铁路上都有铁桥。当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的时候，孙传芳便屯驻重兵于此，借铁路的联络，以策应南昌与九江两端。攻破涂家埠是很费了点力量的。
　　
　　我们到达了涂家埠，倒也并不是将近一年前的战绩惊悚了我们。认真说，那样的战绩，在车站上是丝毫也看不出来了。但在那车站上确实有一样东西惊悚了我们，至少是我自己。我们在车站上，看着一列火车停在那儿，有三个车厢都挤满了兵。还有好些服装不整的兵，拥挤在月台上。火车头向着九江的一边，升着火，正冒着烟。
　　
　　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我惊讶了，“已经可以通车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我们的手摇车本来还没有到换班的地点，但我要他们停下了。我到车站上去找站长。站长就在那月台上，我问他那火车是怎样的情形，他说，他也不清楚，是从牛行开来的，他们逼着加煤加水，要开往九江去。
　　
　　“不是说有铁桥炸断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看情形大概是没有炸断吧，不然火车怎么能够开来呢？”
　　
　　情形算弄明白了。我在心里这样想：这列火车是不好让它开往九江的。假如开往九江，那不是替那边增加了一个火车头和三个车厢吗？而且证明铁桥并没有断，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车运兵了吗？
　　
　　因此，我便向站长说，要他不要让这列火车开出。
　　
　　月台上的散兵看见我在和站长交涉，有的便簇拥上来。都是些没有符号的徒手兵，显然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了。他们看见我穿的是军服，起初摸不准确我是哪一边的人。有的喊我是“官长”，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是湖南人的口音。我没有十分理会他们。
　　
　　我走进站长室里去打电话。天气很热，我把皮带和上衣解了，脱在室内的一张床上。我是在裤带上佩着一枝布隆宁手枪的。我打电话给牛行车站，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，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；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，要断绝就应该严密。
　　
　　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，一些散兵便拥在窗外听，他们自然看准确了我的身份，知道我是什么人了。
　　
　　电话不容易打通，我又走出站长室，想找一氓来再打。待我走出月台的时候，那些散兵便簇拥上来了，立即把我包围着。我顿时感觉着情形的严重。我的手枪是上了子弹的，但不是拔出来自卫的事，而是护卫着手枪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。我把两只手紧紧抓着手枪，约略二十名的散兵便来抓着我。有的在喊打，有的不作声地只是出手出脚，有的争着抢我的手枪，有的争着抢我的手表。眼镜被打掉了，自来水笔被抢去了，手表被扭去了，我仍然死命地保护着手枪。从月台被打下轨道，当我倾斜着还没有倒上轨道的时候，一个家伙从附近顺手捡了一个大石头向我当胸打来，但幸好只是一个大炭渣。
　　
　　十
　　
　　大家的目标都在争取我的手枪，我又被暴徒们从轨道拉上了月台。二十几个人扭着一团，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。结果，皮带终竟被扭断了，手枪被一个人抢了去。他举起来，楞着仰睡在地上的我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。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。
　　
　　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，霍乱症正在流行，在爬南岭的途中，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，便倒在路旁死去，然而我没有死。
　　
　　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，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，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，然而我没有死。
　　
　　蒋介石已经叛变了，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，我还公然到过南京，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。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，也没有死。
　　
　　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，坐着一只英国船，船到南京城下，正遇着孙传芳反攻，两军隔江炮轰，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。那时我也没有死。……
　　
　　然而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，死在这涂家埠，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！……
　　
　　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，然而很奇怪，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，而是救了我的命。
　　
　　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，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，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！
　　
　　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？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，一直穿过车站，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。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，都是开着。我便在一个窗口上，用两手一按，跳进房里去了。房里沿壁都放着床，在靠北的一张床上，一位中年妇人，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。她被惊醒了，我把来历告诉了她，请她不要声张。
　　
　　不一刻，外边的哨子响了，有火车开动的声音。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。但到了这时，我也无法挽回。等调匀了气，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。
　　
　　奇怪，刚才那么高的窗，一按便可以跳过的，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。虽然还在兴奋当中，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。
　　
　　十一
　　
　　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，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、翰笙和龚彬。一氓也挨了打，他是被一部分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，躲在一只角落里，虽然受了脚蹴，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。
　　
　　翰笙们的车到得迟，他们停在站外，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。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，得免于难。龚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，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，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。
　　
　　小勤务兵呢？失了踪。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
　　
　　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，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，想要救护我，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，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。车站上的人说，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。这定然是实在的。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，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，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。但他的死活是怎样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。
　　
　　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？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，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，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。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，相当结实，不足五尺高。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，相当丰满而健康。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。但从那时以后，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。
　　
　　他到底死了，还是活着的呢？假使是死了，那可以说，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，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，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。
　　
　　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，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，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。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，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。
　　
　　1948年6月5日